“七千人大会”旨在总结经验与纠正偏差,然而,关于是否应揭露毛主席的错误,引发了与会者的激烈辩论。
彭真首先引发争论。
讨论错误责任,彭真表示:“首先,对于我们的失误,中央书记处承担主要责任,这其中包括主席、少奇同志以及中央常委的各位。无论多少错误,都应一视同仁,予以正视。毛主席同样并非无懈可击,三五年过渡时期以及食堂的设立,均是其批准。目前党内存在一种不良倾向,即不敢提出意见,不敢正视并反思错误,一旦进行反思,便可能导致个人地位的动摇。若对毛主席百分之一、千分之一的失误不加以检讨,将对党的形象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。”
彭真的话语直截了当,充分展现了党内民主的风貌,强调无论何人,一旦犯错,都应勇于承担责任。
其他人的反应如何?
邓小平说:抵达主席的居所,主席便言道:“你们在报告里把我描绘成了一位圣人,实则并非如此。圣人并不存在,我与常人无异,也存在着自身的缺点与错误,关键在于这些问题的比重。无需担心点明我的不足,革命并非由陈独秀、王明所主导,而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成果。”
邓小平的这段话,其实就是在借毛主席的话,来肯定彭真的做法。
的确,毛主席始终秉持着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,即便在此次“七千人大会”上,他亦勇于进行自我批评,明确表示:“凡属中央所犯之错误,我作为中央主席,理应承担直接责任。即便在间接方面,我也难辞其咎。”
不过,因为大家长期以来对毛主席的无限尊敬,导致很多人不敢正视毛主席的错误,更不敢当众提出来,直到这次彭真开了个头,再加上邓小平的肯定,大家这才开始讨论毛主席在一些事上面的错误。
然而,周总理持有不同见解,坚信错误不应归咎于毛主席。
周总理说:“谈及责任问题,我们必须从自身出发寻求原因。对于主观上的失误,我们必须强调其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原则。至于个别问题的出现,诸如材料供应或情况汇报上的问题,责任理应由我们承担,绝不能让毛主席承担。若我们坚守三面红旗和毛泽东思想,确实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。……当前,全党必须团结一心,齐心协力,强化集中统一的领导,听从中央的指示,中央则听从毛主席的指挥,这是当前工作面临的核心问题,若不解决,我们将难以取得任何进展。”
周总理所提及的言辞实则蕴含两层深意。首先,毛主席乃全国人民敬仰的卓越领袖,其存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、安定民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若对其形象进行污名化,无疑会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动荡,正如苏联当年废除斯大林统治那般,此举实属极端错误,对全球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深远且消极的影响。
其次,毛主席之所以在形势判断上出现偏差,关键在于他所依赖的基层提供的资料存在错误。本应更深入掌握具体状况的各级领导,却因种种因素,纷纷迎合上级意志,只呈报利好,隐瞒问题。这种状况之下,毛主席在制定政策时自然难以避免失误。
在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,与会者普遍支持将当年的钢产量提升至1957年的两倍,即1070万吨。然而,毛主席对此仍存疑虑,遂特地召集冶金工业部负责人及数个钢铁大省的领导,其中包括冶金部部长王鹤寿、副部长刘彬,以及上海市副市长、武汉市委书记、太原市委书记、重庆市委书记、天津市委书记、唐山市委书记等,逐一征询他们的看法。
最终,众人都对此数字表示认可,坚信其完全可行。
毛主席仍旧感到不甚安心,于是再次将陈云召回,陈云回应道,他与冶金部的同事们仔细核算过,这个数字是有实现希望的。
毛主席这才释怀,欣然同意将1958年的钢铁产量目标设定为1070万吨。
显而易见,此失误非毛主席之过,实乃下属具体负责人之咎,其责任必须被严肃追究!
岁月流转,冶金工业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曾言:“毛主席在处理重大问题时,关注之细入微,逐个询问,确保在场者无一遗漏。事实上,汇报虚假情况的责任应在我们,明明知道不行,却硬着头皮夸下海口。后来,冶金部的同仁们坐下来进行自我反省,我感慨地说,大跃进的问题,是我们欺骗了毛主席。”
周总理身为这些事件的亲历者,自是洞悉其间的详情,因而对众人的观点持有异议。他认为,我们应当从自身寻找原因,这些错误应由我们这些身处前线的工作人员承担,绝不应将责任推至毛主席身上。
周总理和彭真谁对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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